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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浓香型白酒,老五甑工艺,淀粉利用率,淀粉去向
发表时间：
2012-12-14 15:18:45
水生生物对三唑磷的物种敏感度分布研究
苗丽 | -> | 1130| 1| 0.306232MB |物种敏感度分布,三唑磷,5%危害浓度,潜在影响比例,生态风险评价
摘要:针对水环境中日益严重的有机磷农药污染问题，选择广泛使用的三唑磷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其对水生生态系统中不同营养层次生物物种的半数效应浓度(median effective concentration，EC50) ，建立了基于对数-逻辑斯蒂分布的水生生物物种敏感度分布( 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D) 模型，并采用概率图和吻合度检验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和评价. 结果表明，水生生物对三唑磷的SSD 服从对数-逻辑斯蒂分布，其参数为α = － 0. 478 8 ± 0. 238 1，β = 0. 754 6 ± 0. 107 8. 基于该SSD 模型，获得三唑磷的5% 危害浓度( hazardous concentration for 5% of the species，HC5) 值为1. 992 × 10 － 3 mg /L，并推导出三唑磷
的最大浓度基准值( criteria maximum concentration，CMC) 值为9. 96 × 10 － 4 mg /L. 对HC5、CMC 与单一物种的安全浓度的比较研究指出，基于SSD 方法制定环境质量标准更为严格，也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态环境. 另外，根据渤海莱州湾海域中三唑磷的监测数据，预测了其对物种的潜在影响比例( potentially affected fraction，PAF) 为0. 36% ，对该水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处于较低风险水平.
的最大浓度基准值( criteria maximum concentration，CMC) 值为9. 96 × 10 － 4 mg /L. 对HC5、CMC 与单一物种的安全浓度的比较研究指出，基于SSD 方法制定环境质量标准更为严格，也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态环境. 另外，根据渤海莱州湾海域中三唑磷的监测数据，预测了其对物种的潜在影响比例( potentially affected fraction，PAF) 为0. 36% ，对该水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处于较低风险水平.
随着工业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化学物质被合成与生产，并通过各种暴露途径最终释放到环境之中，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1］. 由于不同生物代谢的差异，不同种属、不同品系、甚至同一种属与品系的不同个体，对化学物质的敏感程度往往存在量与质的差异［2］. 在结构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对某一胁迫因素( 如有毒的化学物质) 的敏感度服从一定的( 累积) 概率分布，因此，可以通过概率或者经验分布函数来描述不同物种对胁迫因素的敏感度差异，即物种敏感度分布( 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D)［3，4］. SSD 是一种制定污染物环境质量标准的重要方法，并应用于生态风险评价当中［4］.
20 世纪70 年代末，美国环境保护署( U. S.EPA) 在制定全国环境水质标准时第一次使用SSD代替了之前的专家判断法［4］. 随后几十年里，由于SSD 具备方法简明、生态意义明确等优点，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在水、土壤、沉积物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和概率生态风险评价过程中都推荐使用SSD［4 ～ 8］. 近年来，国外在保护水平选择［9］、野外数据使用［10］、混合物联合生态风险评价［11］、分布类型假设和样本大小问题［12］等方面的
研究，大大促进SSD 的发展. 比较而言，国内关于SSD 的研究较少，仍处在起步阶段. 王印等［13］构建了淡水生物对DDT 和林丹的SSD 曲线，针对不同生物类别计算5% 危害浓度值( hazardous concentration for 5% of the species，HC5) ，在不同污染物浓度情况下评估不同生物类别的PAF( potentially affected fraction) ，并利用SSD 曲线分析比较DDT 和林丹对于不同生物类别的毒性差异及特点. 刘良等［14］构建了淡水生物对8 种常见多环芳烃的SSD 曲线，计算HC5和PAF，分析主要淡水生物对多环芳烃的敏感性差异及其特征，并探讨了我国典型水体多环芳烃污染的生态风险. 目前，相关研究均围绕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展开，对于有机磷农药
等大量使用的农用化学品的物种敏感度研究则少见报道.
有机磷化学品种类繁多，全世界有机磷农药的品种超过150 种. 我国每年生产的农药中，80% 为有机磷农药. 从20 世纪70 年代起，有机磷杀虫剂的使用量逐年上升［2］，加之部分有机磷农药具有潜在的内分泌干扰活性及在环境中的可持久性，因此，这类化合物对生态环境，尤其对水生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受到重视［15］. 相关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有机磷农药对生物的生态毒性、乙酰胆碱酯酶活性的抑制等，以及有机磷农药环境分析与生物监测［16 ～ 18］等方面. 然而，有机磷农药对水生生态系统带来的风险研究还很少开展，并且我国尚未建立
其针对保护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水生态基准.
本研究选取三唑磷( triazophos) 作为对象，其化学名为O，O-二乙基-O-1-苯基-1，2，4-三唑-3-硫代磷酸酯，主要用于防治水稻、果树、蔬菜等作物上的多种害虫，也用作水产养殖清塘剂，容易导致水域生态环境污染并对水生生物造成负面影响. 本研究拟在三唑磷对水生生态系统中不同营养级物种的生态毒性终点数据基础上，构建水生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对三唑磷的SSD 模型，确定水生生态系统中潜在的受影响物种的比例，并在一定环境质量目标下确定相应的最大环境危害浓度，以期为环境保护机构对受污染水环境进行快速、科学的生态风险评价，以及建立合理、安全的水生态基准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持.
20 世纪70 年代末，美国环境保护署( U. S.EPA) 在制定全国环境水质标准时第一次使用SSD代替了之前的专家判断法［4］. 随后几十年里，由于SSD 具备方法简明、生态意义明确等优点，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在水、土壤、沉积物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和概率生态风险评价过程中都推荐使用SSD［4 ～ 8］. 近年来，国外在保护水平选择［9］、野外数据使用［10］、混合物联合生态风险评价［11］、分布类型假设和样本大小问题［12］等方面的
研究，大大促进SSD 的发展. 比较而言，国内关于SSD 的研究较少，仍处在起步阶段. 王印等［13］构建了淡水生物对DDT 和林丹的SSD 曲线，针对不同生物类别计算5% 危害浓度值( hazardous concentration for 5% of the species，HC5) ，在不同污染物浓度情况下评估不同生物类别的PAF( potentially affected fraction) ，并利用SSD 曲线分析比较DDT 和林丹对于不同生物类别的毒性差异及特点. 刘良等［14］构建了淡水生物对8 种常见多环芳烃的SSD 曲线，计算HC5和PAF，分析主要淡水生物对多环芳烃的敏感性差异及其特征，并探讨了我国典型水体多环芳烃污染的生态风险. 目前，相关研究均围绕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展开，对于有机磷农药
等大量使用的农用化学品的物种敏感度研究则少见报道.
有机磷化学品种类繁多，全世界有机磷农药的品种超过150 种. 我国每年生产的农药中，80% 为有机磷农药. 从20 世纪70 年代起，有机磷杀虫剂的使用量逐年上升［2］，加之部分有机磷农药具有潜在的内分泌干扰活性及在环境中的可持久性，因此，这类化合物对生态环境，尤其对水生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受到重视［15］. 相关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有机磷农药对生物的生态毒性、乙酰胆碱酯酶活性的抑制等，以及有机磷农药环境分析与生物监测［16 ～ 18］等方面. 然而，有机磷农药对水生生态系统带来的风险研究还很少开展，并且我国尚未建立
其针对保护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水生态基准.
本研究选取三唑磷( triazophos) 作为对象，其化学名为O，O-二乙基-O-1-苯基-1，2，4-三唑-3-硫代磷酸酯，主要用于防治水稻、果树、蔬菜等作物上的多种害虫，也用作水产养殖清塘剂，容易导致水域生态环境污染并对水生生物造成负面影响. 本研究拟在三唑磷对水生生态系统中不同营养级物种的生态毒性终点数据基础上，构建水生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对三唑磷的SSD 模型，确定水生生态系统中潜在的受影响物种的比例，并在一定环境质量目标下确定相应的最大环境危害浓度，以期为环境保护机构对受污染水环境进行快速、科学的生态风险评价，以及建立合理、安全的水生态基准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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